“巴出将，蜀出相。”是一句古语，用来区别当时的川东（今重庆市）人和川西（今成都）人的性格特征。意思是说，川东人性格粗犷豪放，打仗勇敢，所以有很多著名的武将。而川西人则温和文雅，所以做文官的多。其实重庆人中也有很多做文官做得出色的。前面说到巴蜀的状元，最先就出在重庆，如宋代的冯时行、蒲国宝都是巴人。明朝还有个文官做得好的，名叫江朝宗，洪熙元年（1425年）生于重庆府巴县，景泰二年（1451年）中进士。

　　在古代的科举制度中，进士就是通过地方各级考试后，参加朝廷殿式被选拔录取的高级人才，最后再由皇帝亲自面试，确定状元、榜眼、探花等名次，可说是与状元仅一步之遥。江朝宗虽然不是状元，却也受到朝廷赏识重用，官至翰林院侍读学士，曾加入朝廷的史志编纂班子，参与《大明一统志》《英庙实录》等文献的写作编纂。由于学问出色，文章一流，口才也好，皇帝还特别聘请他为“侍经筵”，也称御前讲席，就是专为皇帝、太子和朝廷重臣解释儒家经典的讲师，民间称为“皇朝帝师”。

　　然而人生无常，江朝宗的仕途也不平坦。明宪宗成化十四年（1478年），江朝宗在朝廷的巴县同乡好友牟俸，因在山东、江苏等地任巡抚期间，为救济灾民打击囤粮居奇抬价牟利的豪绅大户，得罪了不少人，被皇帝的近臣汪直诬陷问罪。江朝宗出面为牟俸辩护，也受到牵连，一并被捕入狱。一年以后，江朝宗被逐出京城，贬谪到广东任“市舶提举”。那个职位就是代表朝廷在广东管理海外贸易的官员，相当于省级海关关长兼税务局长。

　　那时的广东市舶司设在香山浪白澳，也就是今天的澳门那个地方，远离省会广州，而且“水土甚恶”。市舶司就是几幢土墙茅草屋，办公和生活都在一处，条件十分艰苦。

　　明朝自永乐年间（1403－1424年）起，在郑和下西洋之后实行海禁政策，禁止国民赴海外经商，也限制外国商人到中国进行贸易，只开放朝贡性贸易。直到隆庆年间（1567－1572年）调整政策，解除海禁，中外通商才走向正常开放。故而江朝宗在此之前任职的“海关”，主要职能是闭关而非通关，很多人认为那是一个不会有什么事的绝对闲职。江朝宗以从五品官衔担任市舶司提举一职，相当于被朝廷“打入冷宫”，流放到天涯海角了。江朝宗遭遇了人生的一大考验。

　　更大的考验却在后头。15世纪后期，世界“地理大发现”开始兴起，包括葡萄牙、西班牙等欧洲探险家已经四处出击。日本、琉球、爪哇、暹罗等亚洲各国的商人也先后涌向中国。广东市舶司面对南海，每天都有外国商人前来叩关，以“向大明皇帝进贡”的名义，要求进内陆做生意。江朝宗的市舶司经常要接待外国人，处理洋务；要检查相关国家“关文”的真假，鉴别处理“朝贡商品”与“走私商品”。作为朝廷命官，又从小受到儒学士大夫文化的熏陶，江朝宗严格按法律规定办事，把一批又一批走私货挡在国门之外。

　　商人都有逐利的本性，吃小亏占大便宜更是他们的信条。一些外商以及被他们雇佣的买办，就使出行贿的手段，花钱送礼恳求江朝宗高抬贵手。有的外国使者想与江朝宗见面拉关系，争先恐后地向市舶司的办事人员行贿，口称仰慕大明朝廷士大夫的威仪，希望当面聆听教诲。同时向江朝宗奉上各自国家的土特产，如香料、宝石、红木、椰子、芒果，以及用金、银、铜、锡等原料制作的水壶、杯盆、器具、珍玩之类。江朝宗对贿赂一概拒绝，并告诫手下不准接受任何礼品，违者严处。史籍记载的是：“夷使愿见者恐后，所贽方物，秋毫无取。”

　　江朝宗严格恪守“富贵不能淫，贫贱不能移，威武不能屈”的传统道德信念，清廉为官，不仅拒绝接受洋贿赂，自己也不向朝廷官员送礼。他在广东任职期间，甚至没有给皇帝和当朝宰相写过一封私信。朝廷似乎也把这位曾经当过“帝师”和“太子师”的文人忘记了，一直没有再召他回京。直到江朝宗因年老体弱向朝廷提出退休申请，皇帝才想起他来，恢复了他的内阁侍读学士职衔，允许他回老家休养。

　　江朝宗回到巴县后，利用为朝廷编纂国家史志积累的知识和经验，著书立说，整理本土文化典籍，先后完成了《重庆府志》《蜀中人物记》等著述，为重庆的文化积累和传承作出了自己的贡献。家乡父老对江朝宗也十分敬重，多次推举他担任县、乡祭孔大典的主宾。在他于79岁那年去世之后，重庆府和巴县把他作为乡贤来祭祀。他在朝廷和地方清廉为官，拒绝洋贿赂的故事也被载入了史册，至今仍被人们所传颂。（据民国向楚《巴县志》、三联书店《澳门简史》1999版资料整理编撰 重庆市渝中区纪委供稿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