江盈科，明嘉靖、万历年间常德桃源人。他属于大器晚成那种人，40岁才成进士。著名学者陈蒲清先生对他评价很高，说：“他治理长洲，恤刑黔滇，提学四川，皆能体察下情，是一位难得的好官；他跟袁宏道一起创立公安派，影响及于全国和后世，更是一位杰出的文学家。”

江盈科当官，在张居正变法失败不久，明朝政治陷于内外忧患的深重危机之中；他任职的长洲，税重难治，号称“东南最严邑”。所以他是仕非其时，选非其地，自己感慨说：“宦套笼人类缚鸡，风流两字再休提。”一任县官三年，他当了六年，因为不愿加重百姓负担，被问责。后调任，先报吏部，组织人事部门，肥缺，但不及赴任，改刑部。江盈科为官的特点，老朋友袁宏道最清楚，“痛民心似病，感事泪成诗”。

江盈科在《治世莫若爱民论》文中说“善治世者，归本于爱民；善爱民者，必切于自爱。则知一日不爱吾民即非，所以博爱于天下。”他主张“推爱”，当官的要经常从吃、住、行等七个方面把官民处境作比较，扪心自问，我应该怎么做。他还写了一篇《王者所天在民论》。一般地说，民众依赖王者为天。但深入分析，民众才是真正的天，因为“王者之权能荣辱天下，而民之权能荣辱王者。”两者有不同特点，“王者之予夺天下以迹，而民之予夺王者以心”。王权表露形迹，民众可以设法逃避；而民权表现的是心，无迹可寻，民心相背，关系社稷存亡。因此，“不敢忽民，不忍残民，不能一瞬息忘民！”

统治者的治国之道，是要体恤百姓，不能竭泽而渔。《蜂丈人》是江盈科写的讽喻时政的佳品。明太祖微服私访，一养蜂老翁与他同年同月同日生，此为一奇；还有一奇，村翁养15桶蜂，与明太祖治理两京13省的数字也一样。朱元璋从村翁养蜂的经验悟出治国不能竭泽而渔的道理。村翁的经验是春夏花多，蜂采蜜容易，结蜜不难，他就逐日割蜜出售，得资糊口。入秋以后花渐少，仅割蜜三成，留七成，让蜂自食卒岁。而其他人却不分春秋，不留余蜜，很多蜂冻馁而死。太祖感叹：“民犹蜂也，君人者不务休养，竭泽取亡，民安得不贫以死？民死，而国无其民，税安从出？是亦不留余蜜类也！蜂丈人言可以传矣，可为养民者法矣！”

《催科》讽刺只顾完成上级任务、不顾老百姓死活的官吏。江盈科把这种人比喻成治驼背的医生：“昔有医人，自谋能治背驼，曰：‘如弓者，如虾者，如曲环者，延吾治，可朝治而夕如矢。’一人信焉，而使治驼。乃索板二片，以一致地下，卧驼者其上；又以一压焉，而脚躧焉。驼者随直，亦复随死。其子欲鸣诸官，医人曰：‘我业治驼，但管人直，哪管人死？’”

江盈科不仅呼吁“世之为令者”不能做医人致死的驼医，而且要求朝廷“躬节损之政，下宽恤之诏”，这样才有理由要求下面的官吏不做驼医。

江盈科为政清廉，他写有一则讽刺贪官的小品，对其虚伪性揭露深刻：“有官人性贪，而示人以廉。初任，向神发誓曰：‘左手要钱，烂了左手；右手要钱，烂了右手。’久之，有以百金行贿者，欲受之，而疑前誓。左右为解，曰：‘请以此金纳官人袖中，便烂也，只烂了袖子。’官人然其言，辄纳之。”

现实生活中，凡是贪官无一不在台上做过反腐倡廉的报告，“左右为解”的现象也比比皆是啊！

江盈科任长洲令六年虽被问责，但地方大治，百姓受益，贤令声名远播。当时毗邻的无锡县令邹迪光称赞道：“时闻有贤府君者，朗如鉴，平如衡，清如玉壶，泽如春台，信如四序，剖解如郢斤，乳翼群萌如父如母，遂良孱安堵，鸱张匿迹，悬蒲成谣，鸣琴作诵。中丞以下，大府以上，荐札纷驰，交满公车，从数十年来所未有。”

邹县令赞扬江盈科为官像镜子一样明朗，像衡器一样公平，像玉壶一样清纯，像春台一样光泽，像四季更替一样守信，剖析事理像身怀绝技一样才干不凡，像父母一样心系子民，安良惩恶，有口皆碑。

江盈科被袁宏道兄弟称为诗文大家，留有现代人辑校的《江盈科集》。他收集民间故事和笑话，有《谐史》一卷。至今流传的《崔婆井》的故事就是他收集流传下来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