为了继承已故父亲的7万余元存款，广东惠州陈先生在公证处、派出所、居委会之间来回跑了7次，历时7个多月，依然没能证明“我爸是我爸”。直到近日国务院督查组介入，当地政府召集相关单位予以整改，帮助当事人办理相关手续，问题才得到解决。（来源 中国纪检监察报）

银行声称对存款继承有规章制度，公证处要求有亲属关系证明来支撑，公安部门和居委会则认为该证明国家早已明令取消。表面看，各个部门都有理由据、依归依纪、“理由充足”，结果却是群众的合理诉求被相互“踢皮球”、迟迟得不到解决，本应便民利民的规章政策，反而成为了群众办事路上的拦路虎、绊脚石。

其实“循环证明”“奇葩证明”问题早已引起党中央的重视。2015年李克强总理就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痛斥了证明“我妈是我妈”这类现象；2018年5月，中共中央办公厅、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《关于深入推进审批服务便民化的指导意见》，要求全面清理“奇葩证明”。然而时至今日，“我爸是我爸”式证明依然屡见不鲜，不仅是对政府公信力的沉重打击，更是完全背离了“为人民服务”的根本宗旨。

“循环证明”为何屡禁不止？寻根究底还是官僚主义思想在作祟。诚然，为了保障群众的信息、财产安全，防止冒名顶替，证明是一个必不可少的过程，但为何每次媒体、督察部门一介入，“循环证明”就不再“循环”，纷纷迎刃而解？这说明其中有些证明并非真的必要，而是懒政思维和官僚主义思想给群众办事平添的障碍。一方面“懒得想”，对为民服务的宗旨，制度的设计没有深入的思考，对“放管服”改革的精神理解不深不透，在实际工作中没有将人民群众利益放在首位；另一方面“懒得办”，宁肯群众多跑腿，不愿自己多动手，缺乏办事的主动性、积极性。但凡相关部门及工作人员能多一点主动担当，多一分换位思考，都不至于陷入“循环证明”的怪圈。

因此，要让证明“我爸是我爸”式的闹剧最终落下帷幕，一要通过思想教育，让干部“想得通透”，充分理解为民服务的宗旨，便民政策的含义，找准自身定位，主动“急民之所急，忧民之所忧”；二要充分发挥纪检监察机关的监督作用，让干部“办得彻底”，紧盯工作中的作风问题，把监督融入日常、做在经常；也要敢于当“黑脸包公”，善抓典型问题，通过严厉问责，让更多干部得到警醒，促进干部敢担当，善作为。当然，政府各部门也要进一步加强协作，乘上科技创新之风，使大数据、电子身份证、电子户口本等得到充分利用，打通“信息壁垒”，让数据多跑腿，群众少跑路，将“放管服”和“最多跑一次”改革落实落地。

“问渠哪得清如许，为有源头活水来。”要为“循环证明”画上休止符，还需从源头着手，让思想出力、监督发力、科技助力，根除官僚主义滋生的土壤，使“为人民服务”深入到脑海中，落实到行动上。